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西部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旅游业一直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脱贫致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产业，也必将长期伴随着民族村寨乡村振兴发展的整个进程。本文在阐释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概念基础上，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发展面临的乡村衰落困境，提出旅游业能够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探索分析中国特色的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并按照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目标任务等一系列中央精神指导，尝试性提供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基础

基层民主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引起世人关注。本文从我国农村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推进民主进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我国目前“村民自治”研究的两个问题

进入 2 1世纪 ,村民自治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 ,研究的路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由村民自治引发的诸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其中以村级治理、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在研究理论的偏好上以及在对村民自治制度相关问题的分析上还显不足。可以预计今后村民自治研究的走向是 :关于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等诸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研究的方法选择上将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     

农村居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心理倾向研究

本研究依据村民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将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心理倾向归纳为四种模式,即动员式心理模式、依附式心理模式、自觉式心理模式和热衷式心理模式,并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和分析每一种心理倾向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村民行为的理性做了一定的剖析,结论认为村民心理倾向均是一定理性层次的体现。     

抗战时期党改造和健全冀中村民主政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本文主要指沧州部分)党组织在加强根据地建设中,贯彻民主,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村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改造和健全进行了伟大实践且获得了成功。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